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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办、掌上办、一站办”，轻微交通事故接警、定责、理赔“一体化”远程处理新模式，让群众少等待、少跑路，让处理更规范、更高效；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律师远程视频会见，从局部到全市各区全覆盖、从本区会见到跨区跨级，有力保障律师、当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拓宽涉案财物存储渠道，强化公安与行政机关执法联动协作，创建行刑衔接涉案财物“公物仓”存储协作机制，为规范执法提供有力保障......第二批首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十大示范项目”一个个具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小缩影”背后，都蕴含着凝聚建设更高水平首都法治公安的“大能量”。

　　平安法治，使命护航。2022年，首都公安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勇于担当、敢于亮剑、善于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公平正义，以法治手段勾勒质感民生愿景，以法治精神引领更高质量发展，在一步一个脚印的生动实践中，镌刻下“2022首都法治公安奋斗印记”。

　　重引领·把稳方向之舵

　　始终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持法治引领，强化超前谋划，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牵头抓总谋在前。坚决扛实执法政治责任，统筹谋划执法规范化建设，搭建首都法治公安“1+5”目标体系，健全整体联动、上下贯通的法治服务保障机制，推进固本、示范、提质、融心、聚力“五大工程”，打造“冬奥执法办案警务”，完善“六大执法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两级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抓总议要”作用，将法治保障融入中心工作全领域、各环节。牵引示范走在前。牢牢抓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这个关键，在全国率先制定提质增效工作意见及“十项措施”，创新提出“执法总部基地”新定位，推动案件集中办、专业办、快速办，健全合成作战常态保障和突发重大案件快速响应机制，不断拓展“一站式”办案支撑，全力打造执法规范化新生态“北京样本”。牵动改革冲在前。按照“市局主责，分局主战，派出所主防”改革思路，牵动14个业务警种以实战化为导向，编制三级权责清单，厘清专业警种与派出所案件管辖权责界限，重塑打击治理架构，构建全时响应、全域支撑、全线贯通的一体化作战新格局，着力提升警务运行效能。

　　强保障˙担牢护航之责

　　始终以服务中心大局为主责，及时提供专业、精准、高效法律指导和法治保障，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制度供给重在“主动、专业”。立足首都维稳新形势、社会治理新要求，围绕基层所急、群众所盼，及时出台重大案事件处置、醉驾案件办理等一批法律适用意见，分类制定打击涉危险化学品、“裸聊”类违法犯罪等执法实战系列指引，并编发指导案例，为一线执法提供依据。办案机制要在“高效、协同”。持续深化侦审一体化改革，健全智慧案审“四大体系十四项机制”，推进刑事行政案件“双快办”，拓宽刑事案件认罪认罚“48小时速裁”适用范围，与市检察院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建立市、区两级法院、政府复议部门重点案件会商分析机制，全面提升执法质效。专项攻坚成在“靠前、精准”。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指导服务，对重大复杂案事件强化同步上案、全程盯办、审核把关，依法高效处置一批社会关切、舆情关注的案件，全力为“百日行动”、社会面“七大攻坚战”等专项行动提供精准法治保障,确保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抓规范˙增强执行之效

　　始终以深化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为动力，健全完善流程化、常态化执法管理新模式。织密监督管理“经纬网”。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持三级案管机构每日网上巡查通报，建立各业务系统每季度两级案件评查制度，推进警种案管组建设，先后开展受立案评查、涉案财物专项清理等督导检查工作，及时跟进问题整改，持续推动规范执法水平长效提升。用好执法考评“指挥棒”。坚持“大考评”理念，以“考精、考准、考实”为目标，紧扣中心工作，牵动15个部门警种，创新搭建战时安保专项考评体系，提取“强打击”“严整治”“重防控”三大类23项核心指标，常态化、多维度考核通报突出问题，客观评估执法状况，精准调整打防管治工作指向，全力护航安保工作。拧紧涉案财物“安全阀”。构建“法制部门牵动、职能部门协同、业务警种推进、属地分局落实”的涉案财物一体化管理机制，全国首创行刑衔接案件涉案财物“公物仓”，依托派驻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推出涉案财物管理“公检协作首都模式”，组织开展涉案财物应上账未上账、应处置未处置“双清”治理，百万余件涉案物品“案结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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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

　　优服务˙恪守为民之本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探索创新，全面服务高质量发展。放管服改革“顺民意”。紧盯群众难点痛点堵点，推出44项利企便民服务举措，126项事项实现“一窗通办”，健全京津冀三地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联席会议机制，新增9项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同事同标”事项，不断优化办事效率，努力做到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更优。信访攻坚“解民忧”。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综合运用领导接访、提级办理、挂牌督办、考核追责等多种措施，全面筑牢信访工作业务规范化基础。接诉即办“暖民心”。紧扣“降量提率”目标，不断严密派单响应、协同推进、高效解决、核查反馈、效能考核工作闭环，建立“每月一题”和“两级挂牌督办”机制，从“闻风而动、接诉即办”到“向前一步、未诉先办”，再到“专题治理、标本兼治”，用接诉即办赢得民心办出实效。全局全年派单总量同比下降20%，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同比分别提升5.3%、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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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民警办理嫌疑人物品暂存

　　夯基础˙激发奋进之力

　　始终以强化基础要素保障为重点，坚持综合施策、赋能增效，确保措施落实、效果落地。深化执法实战练兵。全面推行“精准滴灌”清单式培训，深化“法治练兵场”“同堂培训”“从警引路人”案审专业人才实战培训等品牌，举办“智慧执法创新应用挑战赛”、执法微视频评选，编写系列培训教材，分级分类开展常态化培训练兵，受训民警达10余万人次。深化智能办案应用。完善政法办案网上协同，创新推行跨区跨级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拓展多元“非接触式”远程办案模式，并构建执法办案数据分析模型，定向分析突出违法犯罪打击处理情况，精准指导一线打防。今年以来，共远程提讯1.5万余人次、远程案件审核3.5万余起，远程律师会见2.4万余人次。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八五”普法，组织开展“迎接二十大送法进万家”法治宣传，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重点群体，广泛宣传防范电信诈骗、反恐防恐、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有效提升普法实效。市公安局代表队在北京市宪法知识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充分展示首都公安民警扎实过硬的法治素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谱写首都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奋进之年。北京市公安局将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和把握推进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乘势而上、行而不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至难而求至远”，以敢拼、敢闯、敢超，用实干、实绩、实效，在更高起点上不断续写首都法治公安新的时代华章！（陈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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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贺劭清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