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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成功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2月2日，在世界湿地日中国主会场上，国家林草局公布了18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成功入选。

　　据悉，海珠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原因在于其地域稀有性与代表性，是全国唯一一个地处超大城市中轴线上的国家湿地公园，是非常稀缺的城央绿色空间。广州放弃了超过万亿的商业开发价值，以共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在城市中央打造出“入则自然，出则繁华”的宝贵财富。

　　同时，海珠湿地内还拥有极具岭南特色的垛基果林生态系统，并保留了传承千年的高畦深沟传统农业文化，这代表着岭南特有的文化遗产。正是这丰富的生物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海珠湿地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日益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

　　通过十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海珠湿地总结出一套城央湿地修复模式与技术。以鸟类栖息地构建关键技术为主线，以湿地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动物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从维护生态平衡、恢复鸟类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提高生态系统品质出发，构建适宜湿地鸟类生活、繁衍的多样化栖息地，开展鸟类栖息地构建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并以湿地公园设计进行技术集成与推广，突破了城央湿地鸟类栖息地构建的技术瓶颈，让湿地鸟类种群不断壮大，生物多样性取得显著提升。

　　截至2023年1月，湿地率达79.4%，海珠湿地鸟类种数从72种增加到187种，是原来的2.6倍，昆虫种类从66种增加到738种，鱼类从36种增加到64种。其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鸿雁、水雉、鸳鸯、白胸翡翠、褐翅鸦鹃、画眉等27种，IUCN红色名录中华花龟、平胸龟、中华鳖等20种。

　　自中国1992年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以来，已指定国际重要湿地82处，其中，内地81处，香港1处。截至目前，广东省入选国际重要湿地扩大至6处，包括：广东汕尾市海丰湿地、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惠东港口海龟自然保护区、广东南澎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广东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

　　(央视新闻客户端 总台记者 陈惠婷 魏垚)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